能够为笔者这一概括提供证据的是关于体与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张载对此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比如前引的兼体无累一说，就是张载对体用关系反复斟酌的表现。
他引述荀子的说法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突然也同(《荀子·正名》)，认为由不同的感官获得的感觉材料通过人心所具有的徵知能力加以综合就形成了概念。在从理由和理性两方面梳理了理之内涵之后，王国维进一步讨论了理的存在论特性。
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上之意义也。23王国维：《国朝汉学家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97页。与此相类似，西方哲学上也有这两个类别的意思：其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并不直接断明善恶，接近于超绝的一元论。从决定论的角度来讨论命也一样。
这都偏离了理的本来意义。这样，存天理就是保存人类所具有的辨别力，人欲是天理辨别的对象，而不是相对立的两者。在这种注解中，经文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经文的目的是指向周公所立的官制，而且既然是同一套官制，其内容必定互相关联，可以互相证明。
但刘歆经学，止于以六经为王官学。可以说，在孙诒让等人看来，经文没有独立的意义，经文所指向的制度才是解经的目的，因此，《大宰》之八柄与《内史》之八枋，顺序不同没关系，文字有差也没关系，只要内容大体相同，就是同一种制度。具体到思想研究中，经与史关系如何，极为复杂。也就是说，《周礼》是经，但不是那种万世不易之常道常法，而是特指圣人周公所制定的、用以致周世一代太平的政教大典。
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也就是说，孔子作为圣人，不但只有述，而且有所作，只不过无法制作礼乐，而是作了《春秋》，《春秋》即孔子的一王之法。
《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既然经文在文献上有独立的意义，那么，五经自然有独立的意义。这便意味着经书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制度义理，经书中的许多内容，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常法，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某一代的圣人立法之遗。而在郑君看来，经文结构、文字表达才是注经的真正对象，因为经文本身有独立的意义，就算经文背后有制度、历史、事实，一切要服务于经文的合理性，而不是用制度、历史、事实的合理性来调整经文。
四，经学：王官学或文献学 郑玄并非横空出世，不承其先不启其后的经学家。可以举《周礼注》一例以明此义。后者是汉代书于竹帛的经书与新出文献之学，重文字，更具客观性，是眼手之学。两汉十四博士之学的共通性在于认为群经都是孔子立法，虽有三代异制，但终统合于孔子一圣，虽有经书异说，但可折衷于临朝称制。
而郑玄对《周礼》的认识是：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究其实质，在经学陷入五经异义，走到生死存亡的时刻，郑玄通过他的努力，以三代异物、王者相变等方法重新整顿经书，使群经从孔子立法转变成先圣之法，即多元的圣人之法，从而在文献意义上消弭异义，平衡异说，重新成为一个共同的系统。
回归到中国古代学术的内部，在这两端的认识之间，郑玄的经史关系，与此二者皆不相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郑玄的经史观进入中国文明史，参与构建了中国文明。古代圣王之法遗留下来的经书，对郑玄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文献意义，注经即是注解文献，经学就是文献学。
他认为经与史相反，史是已行之事，经是载诸空言，因此写了一本《孔经哲学发微》，认为：哲学名词，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尧典》是经，但同样不是那种万世不易的常道常法，而是特指尧舜之时所行的，用于致太平的典章制度，因此，天子五载一巡守，也仅仅是舜时的制度。刘歆作《七略》，《汉书•艺文志》用其文，从《汉志》中可以看出，刘歆的经学，实质就是王官之学。《中庸》云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宰我云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云孔子：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因此，折中于夫子的第二层意义，也是经学意义，即在于经过夫子删削制作，六经作为古代圣王之法之遗，其内部各不相同的历代圣王之法，统合于孔子一身。
这种说法，即本于《汉志》之学。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
廖平据西京今文经学之说，以为六经皆孔子为后王立法之空言，其《尊孔篇》云：以经为古史，则刍狗陈迹，不足自存。而郑玄构建的经学大系，不再像两汉今文博士那样用经说展现经学的意义，而是使经学成为一种客观的知识。
而郑玄注解此经，也只是解释其义，如果光看此注，郑玄仿佛也同于今文博士之说。在郑玄所建立的经学大框架中，经书天然具有时代属性。
简言之，在郑君看来，一部经书，经文有自身的独立性。如果孔子仅仅是整理先王所遗的六经，而五帝三王各有立法各自不同，那么，删述六经还先王旧法，便谈不上折中。如果说在刘歆的王官学体系中，经书的记载就是历史本身，因此，经学就是史学，那么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历史可以是解释经书的一种方式，做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孔子之《书》，包括唐虞、秦缪之事，先王之事既存，孔子之法亦在其中，此即孔子删《书》以折中之也。
《周礼》经注云： 《周礼•大行人》：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简言之，经书所说即是常道常法。
因此，《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今以天子巡守之制明之。
郑玄经学的背后，是三代异物、王者相变，这是非常典型的古文经学特征，正因如此，郑玄在文献上可以接受、采用大量今文经学的经说、义理，但他所建立的整个经学体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文经学体系。此五载一巡守之天道依据也。
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曲礼》曰‘齿路马有诛。按照郑玄的这种注经方法，假设经书中出现另一种如六年一巡守之类的制度，郑玄也会将之排到诸如殷制或某一代霸制之中。二是孔子之作，惟在《春秋》。
〔注〕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大宰诏王之八柄，与内史之八枋，相同者有爵、禄、予、置、生、夺、废，其不同者，一是顺序不同，二是大宰有诛，内史有杀。
常法常道，意味着经书所载，超越了一朝一代之典制，而为百世不易之典型。而郑玄则括囊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一以经文为准，陶冶经文，兼采纬说，是最彻底的传记与往古之学。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郑玄之说，集中体现在《礼记·中庸》注，经注云：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